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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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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和张国焘二人再见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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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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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

公元前年，秦、赵两国交兵的长平（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），灼热的战场上散发着寒意，死亡的陷阱正在这个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古战场缓缓铺展开来。

当年轻气盛的赵括取代廉颇成为赵军主将，一名秦军老将接过秦昭襄王的兵符，火速赶往秦军大营，接替主将王龁[hé]，指挥这场空前残酷的大决战。

秦王下令全军严守秘密，赵军将士完全被蒙在鼓里，不知他们的对手是用累累白骨垒起赫赫战功的一代名将——白起。

▲武安君白起画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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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起在史书中留下的最早记载，是秦昭襄王十三年（前年），率军攻打韩国的新城（今河南伊川县），当时他的头衔是左庶长。

按秦国的军功爵制度，左庶长为二十等爵中的第十级。商鞅变法规定，秦兵在战场上每斩获一个军官首级，可升一级爵位，也就是说，白起此前可能亲手斩杀了至少10名敌将。

关于白起成名前的经历，一切都很神秘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考证白起出身楚国没落贵族，在《太原白氏家状二道》中称：

白氏芈姓，楚公族也，楚熊居太子建奔郑，建之子胜，居于吴楚间，号白公、因氏焉。楚杀白公，其子奔秦，代为名将……裔孙曰起，有大功于秦，封武安君。

孟祥才等学者认为，白起升职的一大原因是得到了宣太后一党的支持，这与他出自楚国贵族有一定关系。

秦昭襄王嬴稷年少即位，实权最初掌握在他母亲宣太后手中，太后的弟弟、穰侯魏冉辅政，而宣太后正是楚国芈姓王族。

在秦军攻打新城的前一年，魏冉被秦昭襄王任命为相，上任后举用亲信白起为将，将他推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。

▲秦昭襄王（剧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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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昭襄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，可在他“超长待机”前期，拥有“虎贲之士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”的秦国，并不占据绝对优势。

白起一战成名的三年前，秦昭襄王十一年（前年），齐、魏、韩三国派兵攻破函谷关，秦国一时难以抵抗，还不得不割地求和，将河外及武遂、封陵等地归还韩、魏。

正在此时，白起横空出世，三十多年攻城略地、杀人如麻，真正唤醒了秦军横扫六国的野心与席卷天下的气势。他每打一次大战，天下为之震动，六国就此患上了“恐秦症”。

白起的战功，是汗青史册之中弥漫的的血腥味。

秦昭襄王十四年（前年），伊阙之战。白起首次指挥重大战役，在伊阙（在今河南洛阳）大破韩、魏大军，“流血漂卤，斩首二十四万”。

秦昭襄王二十八年（前年），鄢郢之战。白起率军伐楚，水攻鄢城，“水溃城东北角，百姓随水流，死于城东者数十万”，之后乘胜直捣楚国郢都（在今湖北江陵县）。

秦昭襄王三十四年（前年），华阳之战。赵、魏数十万人马出兵华阳（今河南新郑），攻打韩国。秦国命白起带兵增援韩国，再次取得大胜，斩首魏军13万，还将手无寸铁的2万赵军俘虏押到黄河边，推入滔滔河水之中。

在踏上长平战场之前，白起已经为秦国攻克数十城，兼地千里，而这些常胜不败的战绩背后，是几十万军民曾经鲜活的生命，或斩首，或水淹，或沉河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秦昭襄王因白起战功显赫，封他为“武安君”。

《史记正义》曰：“抚养军士，战必克，得百姓安集，故号武安。”战国时期，这个封号犹如被诅咒一般，受封者皆不得善终。在白起之前，纵横家苏秦被封为武安君，最终死于非命；白起之后，另一位武安君，赵国名将李牧受赵王猜忌，最终惨遭冤杀。

二十年间，从籍籍无名的左庶长到威震六国的武安君，白起似乎也在冥冥中注定了自己的命运，而后世还给了他另一个恐怖的称号——“人屠”。

▲白起（剧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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蝴蝶轻轻地扇动翅膀，将在遥远的彼方引发一场大风暴。

点燃长平之战导火索的人，是一个叫冯亭的郡守。

秦昭王四十五年（前年），白起带兵攻占韩国的野王（今河南沁阳）。如此一来，韩国的另一座城上党（在今山西长治）成了一块“飞地”。韩王下令将上党献给秦国，以求平息战火。

上党郡守冯亭在与韩国失去联系后，却召集部下商议道，上党与国内的联络通道已被秦军切断，我们无法再做韩国的臣民了，不如将上党及周边城邑十七座献给赵国。赵国若接受我们，秦国一怒，必将攻赵，到那时，韩、赵合力抵抗，一定能阻止秦军。

冯亭派人前往赵国，面见年轻的赵国国君赵孝成王，洽谈归降一事。

赵孝成王拿不定主意，于是请来他的两个叔叔平阳君赵豹和平原君赵胜商量对策，这两位长辈给了他完全不同的建议。

平阳君认为，圣人将无缘无故得到的利益视为祸害（“圣人甚祸无故之利”），接受上党的投降是引火烧身，必将惹怒秦国，后患无穷。

身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却持相反意见，说：“今坐受城市邑十七，此大利，不可失也。”

赵孝成王不愿放弃眼前利益，采纳平原君之言，将上党收入囊中。这一虎口夺食的举动为两年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。

一如冯亭所料，秦昭襄王四十七年（前年），秦国果然将矛头指向赵国，派出左庶长王龁，率军向两年前本就该一鼓作气拿下的上党发起进攻，迅速占领了该地，上党百姓纷纷逃往赵国。

相比白起，王龁资历尚浅，秦军在上党的战斗也并不激烈，可能只是想打一场攻城战。然而，上党失守后，不甘失败的赵孝成王派老将廉颇率赵军四十余万应敌，形势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在长平一触即发。

廉颇与白起并列战国四大名将（典出《千字文》：“起翦颇牧，用军最精。宣威沙漠，驰誉丹青。”），久经沙场，老谋深算。

他在长平与秦军交手几次后，发现秦军士气正盛，锐不可挡，但其远离腹地攻打上党，粮草供应是一大问题。赵军若依据有利地形，以丹水为屏障，修筑阵地，坚守不出，就可拖垮秦军。

廉颇采取坚壁战略，无论秦军如何挑战，都不再与王龁正面交锋。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廉颇的策略或许是正确的。

▲赵将廉颇（剧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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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孝成王那时正年轻，小伙子心浮气躁，以为廉颇年老无能，不听调遣，想把他换下来。

秦国也怕廉颇高筑围墙，固守阵地，于是使出了反间计。秦相范雎（一作范睢、范且），派人到赵国行贿，并散布谣言，扬言廉颇将投降，说秦军不怕老迈的廉颇，只怕赵国用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。

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人物。

范雎本不是秦国人。

白起受封武安君时，范雎不过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，人微言轻，却颇有才学。后来遭遇职场暴力，被须贾诬陷叛国。魏相魏齐将他抓来一顿毒打。范雎差点儿被笞打至死，骨折齿落，奄奄一息。魏齐等人以为他死了，才用席子裹住扔到厕所里，路过的宾客还轮番往他身上撒尿。

范雎受尽屈辱，死里逃生后改名换姓逃到秦国。

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，此人确实才华出众。在几经波折见到秦昭襄王后，范雎立马就为秦王献上良策，解决了秦国“老大难”的问题，一是扳倒了执掌秦国朝政多年的宣太后一党，二是为秦国提出了“远交近攻”战略。

范雎被任命为秦相，秦昭襄王依据“远交近攻”之策，调整对外战略，暂时交好齐、楚等大国，先集中攻打三晋之地，这才有了之前对上党的争夺战。

▲秦相范雎（剧照）

耐人寻味的是，赵国文臣武将中，为何偏偏是赵括上了范雎的名单？为何赵括代廉颇为将，秦军就有取胜之机？这恰恰证明，秦国做好了情报工作，对赵括其人早已有所了解。

赵国名将赵奢曾在阏与之战大胜秦军，赵括是他的儿子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喜好谈论兵事。

赵括学兵法极具天赋，赵奢在世时父子俩日常切磋，老子都说不过儿子。儿子是个天才少年，赵奢却闷闷不乐，赵括的母亲不解，就问丈夫这是为何。

赵奢说，战争，是以命相搏的事情，赵括却把它视为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只会夸夸其谈。赵国将来千万不能用他为将，否则，使赵军失败的不是别人，将是赵括。

赵奢不幸而言中。

赵孝成王对廉颇的忍耐到了极限，再加上秦国奸细煽风点火，流言四起，最终决定以赵括代廉颇为主将，改变此前的防御战略。

赵括之母得知儿子即将奔赴前线，心中满是忧虑，再三上书劝阻，告诉赵王：“括不可使将。”

赵孝成王不以为然，仍一意孤行，跟赵母说，这事儿您别管，我意已决。

赵母无奈向赵王请求：“王终遣之，即有如不称，妾得无随坐乎？”只求日后赵括兵败，一家人不受牵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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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括毫无实战经验，只知纸上谈兵。他上任后，一改廉颇方针，仓促转守为攻，带兵跨过了本被廉颇视为屏障的丹水，主动向秦军发起进攻，一步步地走向深渊。

反间计一成功，秦王也临阵换将，悄悄用老将白起代王龁为主将，并“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”。

当年八月，赵括率领的赵军主力大规模出击。白起命先锋部队诈败，不断诱敌深入，将赵军引至秦军预设的壁垒，同时派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断绝赵军后路，切断了赵军给养，对赵军形成包围。

秦军阵地在丹水以西，背靠山峰形成一个弧形的阵地，这是白起对40万赵军进行合围的地形优势。另外，这里地势崎岖，易守难攻，若居高临下，在山谷间布置弓弩部队，赵军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等到秦军对赵军主力形成分割包围时，赵括察觉形势不利，早已无路可退。

此时，秦昭襄王亲赴前线动员，宣布凡参战者赐爵一级，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，全部派往长平，完全阻断赵军的后路。这场战役，正按照秦国的计划发展，至此已经成为秦、赵两国的国运之战。

赵括的军队一头钻进了白起的陷阱，在绝粮的情况下被围了46天。到九月，赵军之中已经出现偷偷杀食同伴的惨烈局面，这支疲惫之师逐渐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

穷途末路的赵括决意拼死一搏，亲率精兵强行突围，一出阵就被秦军射杀。四十万饥饿乏力的赵军彻底崩溃，不再进行抵抗，向白起拱手而降。

白起取得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，随后对这支庞大的投降队伍进行了平生最惨无人道的一次大屠杀。他给出的理由是：“秦已拔上党，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。赵卒反覆，非尽杀之，恐为乱。”

据史书记载，这40万赵军降卒，除年纪小的人被白起放回赵国之外，其余全部坑杀。长平一战，秦军共歼灭赵军45万人。（“乃挟诈而尽阬杀之，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，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。”）有学者认为，其中显然还包括之前投降赵国的上党百姓。

这一天，无数赵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儿子、丈夫，或是父亲。

关于秦军如何坑杀数十万俘虏，经过学者对长平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现，现已发掘的尸骨坑中，被埋尸骨多有明显的刀伤、箭伤或钝器造成的创伤，甚至有的只剩下躯干而没有头骨。由此可推测，白起坑赵并非活埋，秦军应该是将赵军处决后才抛至附近沟壑中草草掩埋。

日后接任范雎为秦相的蔡泽不禁感慨：“楚、赵天下之强国，而秦之仇敌也，自是（长平之战）之后。楚、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，白起之势也！”

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▲长平之战遗址尸骨坑（纪录片截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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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平之战的最后一个亡魂，是白起。

经过近一年休整，白起平定上党一带，准备亲率大军，一鼓作气攻下赵国邯郸。韩、赵两国唇亡齿寒，情急之下请出苏秦的族弟、纵横家苏代前往秦国游说范雎，促使白起退兵。

范雎与苏代这两位舌辩之士狭路相逢，还是苏代占了上风。

苏代一见范雎，劈头就问：“赵国灭亡，白起凭借战功贵为三公，您甘心屈居其下吗？”接着他又劝说范雎：“之前上党城破，百姓宁可归赵也不降秦，如果灭掉赵国，它北边落入燕国，东边并入齐国，南边归于韩、魏，你们秦国也无法得到民众。不如趁着韩、赵惊恐万分，让他们割地求和，免得武安君再立功勋。”

范雎一听，好像是那么回事。他立即向秦王打小报告，说秦军不宜继续作战，还是命白起撤兵，同意赵国停战媾和吧。

白起正要直捣赵都，秦王一道军令将他召回，错过了攻灭赵国的最佳时机，内心愤懑可想而知。

此时，秦昭襄王对老功臣白起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。白起虽立功无数，但为人执傲，不懂明哲保身，犯了臣子的大忌，更何况他还是已倒台的宣太后一党当年举荐的人才。

秦昭襄王四十九年（前年），赵国愤而毁约，不愿割让本来答应的城池，秦王再次兴兵攻打邯郸。白起身染重病，未能出征，秦军初战不利。

等到白起病愈，秦王盼着他披挂上阵。白起却说，这个仗不能打，诸侯怨恨秦国，每天都有援兵到达，况且长平之战我军死伤过半，国内空虚，一旦开战，在诸侯的里应外合之下必败无疑。

秦昭襄王不听，没有你老白，我大秦虎狼之师照样给力，于是把两年前白起的“替补”王龁派上场。

结果，秦军在邯郸城下大败而归。

“秦不听臣计，今如何矣！”白起听闻秦军打了败仗，说出这番话，不知是悲叹，还是嘲讽。

秦王得知后震怒，强令白起必须出征，可他依旧称病。秦王一气之下，将武安君白起贬为士伍，迁往阴密，流放之前因其病重暂居咸阳。

又过了三个月，前线形势愈发危急，秦王更是恼怒不已，把气撒在白起身上，强令他即日动身离开咸阳。

白起出城不久，秦王和范雎商议，说：“这家伙还在闹情绪，发牢骚。”转念一想，派出使者，带着宝剑，在距咸阳西门十里的杜邮（在今陕西咸阳市）追上白起，命其自裁。

催命使者到了，白起接过剑，仰天长叹：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”沉默良久，又说：“我固当死。长平之战，赵卒降者数十万人，吾诈而尽坑之，是足以死！”

这就是一代名将的遗言。说罢，白起自刎而死。

他一人在三十多年间共为秦国歼敌百万、克城百余座、吞并几千里，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。梁启超对战国时战死的士兵人数做过统计，认为“战死士卒两百万有奇”，其中死于白起手下的就多达百万。

▲秦军士卒（剧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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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起死后，一个复杂的名将形象逐渐形成。

在白起被秦昭襄王勒令自杀后，秦人纷纷哀怜其所受冤屈，自发在乡里祭祀这位秦国的大功臣。此后两千多年，秦地皆有白起的祠庙。

唐宋时，白起得到中央朝廷尊崇，基本上是以一代神将的正面形象塑造。

有唐一代，白起作为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陪祀，供奉于武庙内，为武庙“十哲”之一，与吴起、乐毅、韩信等名将齐名。

到了宋代，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到武庙祭祀，观庙中所画历代名将，看到白起画像，以杖指之说：“起杀已降，不武之甚，何为受享于此？”宋太祖以宽厚仁慈著称，自然对残暴的白起心生反感。

宋太祖虽然嫌白起“杀降”而将他逐出“十哲”之列，但白起还是位居配享武庙两庑的“七十二人”之首，并未遭到贬低，官方对其一生战功始终是认可的态度。

▲白起雕像图源/图虫创意。

与官方的推崇相反，民间对白起的评价更多侧重于对他坑杀降卒、杀戮过重的批判，如果当时有《日内瓦公约》，他就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。

今山西部分县市，战国时期为赵国领土，也是长平之战的古战场。当地至今还有一道传统小吃烧豆腐，也叫做“白起肉”，相传为赵国百姓仇恨白起所作，豆腐即代表白起的肉。

在历代志怪小说、文人笔记中，不乏以白起作为反面形象编造的善恶报应故事。在这些民间虚构的故事中，白起在阴间受尽责罚，看似荒诞，实为表达民众对他的贬抑态度。譬如：

唐代戴孚《广异记》：河南府史王某入地狱，见“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，天帝罚之，每三十年一斩其头，迨一劫方已”。

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：洪武年间，杭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一条，长尺许、广二寸，身有殷色楷书“秦白起”三字。

明代周晖《金陵琐事》：“正德年间，守备太监富紫泉，建永宁寺于安德门外坌山口，屠一猪祭梁。猪腹上隐隐‘秦将白起’四红字。富曰：‘此白将军也。’遂埋之。”

中华名将辈出，白起独一无二。他是统一天下的功臣，也是坑杀赵卒的凶手，他是帝王尊崇的名将，也是百姓憎恨的罪人，他是战神，也是人屠。

这一切，似乎并不矛盾。

在东北，明朝军队一路向西溃退，退到了辽河以西。

这是天启元年（），努尔哈赤趁着被他视为畏敌的“熊蛮子”熊廷弼遭弹劾郁闷还乡的空档期，在辽沈之战中，一举拿下明朝孤悬在辽东的两个重镇——沈阳和辽阳。

努尔哈赤随即宣布，从老家赫图阿拉迁都，迁到辽阳。作为后金剑指中原的关键一步，努尔哈赤显露了征服天下的野心。

辽阳城东，代子河畔，努尔哈赤开始兴建宫殿城池，称为“东京”。

但仅仅4年后，努尔哈赤就决定舍弃新建立的东京，都城北迁到只有辽阳城一半大小的沈阳。

对于这次迁都的原因，当时对战的双方各有说法。

据《清太祖实录》载，努尔哈赤公开表示，迁都沈阳，是因为沈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处，西征大明，北征蒙古，南征朝鲜，均很便利。

不过，熟悉辽东地理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努尔哈赤此话的破绽：作为出兵四战之地，辽阳的地理位置向来比沈阳更具优势，所以明朝一立国就在辽阳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。辽阳在整个明朝都被称为“辽东首府”。

努尔哈赤违背地理常识的解释，肯定有意在掩饰什么。

在明朝人看来，努尔哈赤在掩饰他的害怕。怕什么？

怕一个人。

曾任辽东副总兵的茅元仪，后来在《督师纪略》中说：

当奴得辽阳，即择形势于代子河北，去旧城数里而城之，甚坚固，其珍异子女皆畜之。

及公渐东，奴惧，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，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。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，屡不就，又惧袭之，渐运珍异入老寨，而又营城于抚宁关塞外，渐思遁矣。

意思是，努尔哈赤毁弃精心营建的辽阳代子城，仅留人守城，原来是惧怕“公”的一路向东推进，甚至做好了随时逃回老寨赫图阿拉的准备。

这里的“公”，正是本文的主角——孙承宗（—）。

天启二年（），60岁的孙承宗在帝国边将乏人、连吃败仗的情况下，自请出关，督师辽东。他经略辽东的4年，恰好是努尔哈赤定都辽阳的4年。

4年间，孙承宗稳扎稳打，几乎收复了明朝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。努尔哈赤节节后退，不敢发起任何攻势，自发兵讨明以来，首次丧失了战事的主导权。

明军的防线向东推进了多里，挺进辽东腹地。

努尔哈赤清醒地意识到，位置更靠近明军防线的辽阳，随时可能被夺回去。这才是他最终决定北迁都城的真实原因。

孙承宗以一人之力，为晚明大败局挽回一线生机。

令人痛惜的是，这名能让外敌闻风丧胆的老将，却被自己人攻击得体无完肤，只得于天启五年（）十月离职还乡。

曙光乍现，而后，乌云又遮蔽了天空。

复盘晚明大败局，这个老大帝国有许多不堪，但也有许多自救的机会。危难之际，每一位救时英雄的出现，都是一根救命稻草。

然而，这三五个不世出的英雄，最终却都毁在自己人手里。

帝国末日，残酷帝王、无耻大佬与苟且官僚们，亲手葬送了每一次扭转时运的可能性。

可惜了，殉葬在那个时代的悲情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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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承宗大器晚成，万历三十二年（）考中进士时，已经42岁，才算正式步入政坛。

在殿试中，他得到第二名，俗称“榜眼”。如今，在他的老家，河北高阳，当地人仍以“孙榜眼”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。

他是文官出身，但后来以武将闻名，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（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）。

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。进入官场以前，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，孤身一人背剑徒步，登恒山，走飞孤峪，行程千里。沿途访问戍边将士，绘制防御地图。

在大同期间，他协助地方官员，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，彰显出不凡的才干。

进入官场后，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智慧。

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“梃击案”发生时，大学士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。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：“事关东宫，不可不问；事关皇宫，不可深问。”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，处理宜点到为止。

党争是晚明政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。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党，事实上，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，只问是非，不问党不党。

他曾说，“附小人者为小人，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。吾辈当斩钉嚼铁，自立人间”，“不当偕人，亦不当为人偕”。

对东林党鱼龙混杂，小人伪装成君子，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，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。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。

他公开力挺东林党，是在东林党最艰难的时候。

天启四年（），东林与阉党矛盾白热化，东林党领袖杨涟、左光斗等人被下狱。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，听闻消息，想赶回帝都，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。阉党十分恐慌，遂散布谣言，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“清君侧”。

孙承宗抵达通州，圣旨下来，要他回关外去。营救杨、左的努力失败了。

不久，东林党35人遇难。孙承宗作《三十五忠诗》，在诗中公开表达：“东林饶善士，予敢附东林。”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党一边。

东林党得势时，他并不攀附，甚至公开唱反调；但当东林党失势时，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。

在孙承宗眼里，没有党争与意气之争，只有是非与节气。

天启五年（），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，就是因为得罪了阉党。阉党群起上疏弹劾他，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、李怀光。

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，被迫解甲归田时，阉党以为他们赢了，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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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回到天启二年（）。广宁（今辽宁北镇县）战役，明军又败给了后金。

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，消极退守，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，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。属下袁崇焕、沈棨、孙元化等人不同意，向朝廷报告。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。

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。

经过实地考察，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，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，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（今辽宁兴城）及觉华岛（兴城南面的海岛）。

回京后，孙承宗面奏皇帝，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，自请出关督师辽东。

自万历四十七年（），萨尔浒之战战败后，明军与后金攻守转换，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，不是战败自杀，就是被捕下狱，鲜有人能全身而退。

当时，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，都不敢到关外任职，说是“入关一步便为乐国，出关一步便是鬼乡”。

熊廷弼被下狱后，辽东经略空缺。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，解经邦畏难推却，抵死力辞，遭到削籍处分。廷臣再推王在晋，王在晋也苦苦推辞，又怕步解经邦后尘，不得已才赴任。

了解这个背景，我们才能感受到，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，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。

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。如此高龄，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“死地”的关外，更显难能可贵。

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。

上任伊始，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：

今天下事无一不难，而兵事更难。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，兼几分痴騃之性，决不肯妄承于身。所谓痴騃者，习闻忠君爱国之说，不徇人情，不听私属，投之贿必告于朝，遗之书必闻于众。

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，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，他就很有主见，不结交权贵，也不培植私人势力，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。为此，他也十分担心，离开帝都后，皇帝若听信谗言，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。

所以他希望，皇帝“以公忠忧国之心，励精敏有为之气”，事关军国大务，只有群策群力，一德一心，才能扭转辽东危局。

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，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，说：“朕所倚赖，亦惟卿一人。”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，评价相当高。随后，赐尚方宝剑，亲自为孙承宗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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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，抵达山海关，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。

他整顿军队，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，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。同时，提拔了袁崇焕、马世龙、祖大寿、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。

他做事雷厉风行。一日，召集将吏，问道：“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，为何屡次延期？”众人回答：“请督师决定日期。”孙承宗说：“明日前往，如何？”众人惊愕不已。孙承宗又说，就这么定了。

次日出发，两天后就抵达宁远。

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，命袁崇焕、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。一年之后，城堞竣工，成为关外军事重镇。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。于是，宁远固若金汤。

他还实施“以辽人守辽土，以辽土养辽人”的政策，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，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军。这支辽军，在后来的明与后金（清）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，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，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。

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，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。这道防线，史称“关锦防线”。缔造关锦防线，成为明与后金（清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。直到年，李自成灭了明朝，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。

任何时代，事在人为。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，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，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。从之前的熊廷弼，到现在的孙承宗，再到后来的袁崇焕，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。

他们有很多共同点，都曾两度督师辽东。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，都曾含冤去职。去职后，大好局面又被坏掉，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。起落之间，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，是被自己人毁掉的。用后来的胜利者——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，明朝是“自毁长城”。

孙承宗用4年时间，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。后金不敢轻易进犯，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，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，北迁到了沈阳。

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，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，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。

魏忠贤把持朝政，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，想拉拢他，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，赐孙承宗坐蟒、金币。孙承宗得知消息，立马上奏说，中使（太监）干涉兵政，自古有戒。

中使出关后，孙承宗只陪他喝茶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魏忠贤因此很不爽。

加上孙承宗在东林党落难时，力挺东林党的做法，激起了阉党的疯狂报复。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，大做文章，弹劾、诬陷孙承宗“丧师数万，关门且旦夕失守”。

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，连下诏书，命孙承宗回师听调。

孙承宗满腹忧愤，上疏请辞，解甲还乡。他在一首诗中，借岳飞当年的遭遇，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，不是溃败于敌人，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：

入夜看荧惑，朝来朝议生。

谁将舌上剑，一割塞垣兵。

未抵黄龙府，先惊白马营。

岳家军尚在，胡骑漫雄行。

辞官回乡后，阉党仍不放过孙承宗，派缇骑日夜监视，想抓到他的把柄，给他治罪。孙承宗为官清白，阉党缇骑终无所获。

当时，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，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，借此缓和与阉党的关系。但孙承宗说：“此好事，公等自为之。”他宁折不屈，决不向阉党低头。

4

崇祯即位后，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，幸存的东林党人重返庙堂。按理说，此前被阉党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，该重新起用了吧？

并没有。

史载，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。王在晋为泄私愤，阻挠了孙承宗的复出。

这就是明末政局的真实写照。一个政权溃烂到这种程度，无论谁当权，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，而是怎样公报私仇。无论谁在台上，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“自己人”，而不是能干事的人。

孙承宗纵有大才，能够力挽战局，对不起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，你继续在家待着吧。

阉党也好，东林党也好，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：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，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。

历史不容假设。如果可以假设的话，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，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。

直到崇祯二年（），十月。八旗劲旅绕道蒙古，打到了帝都门口，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，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。

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，星夜赶往通州，调度各路勤王兵马。到崇祯三年（）五月，接连收复永平、迁安、滦州、遵化四城，史称“永平大捷”，缓解了京城之危。

外患方歇，内争又起。

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，将袁崇焕下狱。孙承宗力劝，国家正是用人时，不能杀良将。没人听，袁崇焕遭凌迟时，京城狂欢。

孙承宗只能写诗说：“一缕疾肠看赐剑，几行血清洒征衣。”

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

而他自己，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。当年，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，导致战败，一个下狱处死，一个举家自杀。而今，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。

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，不能服众，却又大放狂言，说“阁部（指孙承宗）老矣，辽事我只手可办”。由此，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：

一是孙承宗—马世龙—祖大寿等；

一是梁廷栋—丘禾嘉—吴襄等。

孙承宗上疏，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。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，或者说，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。

皇权的本质是政治平衡术，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，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。哪怕外战失败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在他眼中，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，更值得防范。

结局已经写好。

崇祯四年（），后金兵围明军于大凌城，因孙承宗、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，延误战机，明军惨败。朝臣趁此机会，摇唇鼓舌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。

69岁的孙承宗无奈，连上十七道疏，请求辞官。

这年年底，他终于告老还乡，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东。对他来说，或许只能无限感慨：每因门户误封疆，总为筹边边未筹。

5

手提孤剑向边州，木叶萧萧又早秋。——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，他在高阳老家，门无宾朋，唯有一心读书，不废朝夕。

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，暮年远离刀光剑影，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，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。

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。

他认为，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，就在一个“怕”字：

初怕而开铁失，退而守辽阳；再怕而辽阳失，退而守广宁；三怕而广宁失，退而守山海。

他指出，帝国一些高官，“平时怕内贼，临敌怕外贼，只一怕便了一生”。

他的信条是，“能以怕死之心怕生，便是豪杰”。

他不相信这是天命，败就败在人事，败在政治，败在是非不分，败在争权夺利。只是这些反思，手握权柄之人听得到吗？听到了，听得进吗？

陈田《明诗纪事》评价孙承宗，说：“有此伟才，旋用旋罢，国欲不亡，不可得矣。”

赞扬孙承宗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；贬斥明王朝自掘坟墓，宵小别无所长，只会翦除自己的英雄。

孙承宗肯定心有不甘，但他已经无能为力，只能把一腔热血与愤懑，付与文字。高阳城隍庙，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：

上联：问你生平所做何事，欺人懦，诈人财，坑人命，奸淫人妻女，占夺人田地。日积月累，是不是睁睁眼看，世上多少恶焰凶锋，曾饶过哪个？

下联：来我这里有冤必报，破尔家，荡尔产，追尔魂，殄灭尔子孙，降发尔灾殃。鬼哭神号，怕不怕摸摸心头，从前百千机谋诡谲，还容你做么！

或许是希望那些败坏国事之徒，死后可以在此受审吧。

崇祯十一年（），清军分两路进攻明朝。在清军未到高阳之前，友人劝孙承宗到保定避难，孙承宗让他闭嘴。

孙承宗组织家人和高阳城百姓，对清军的围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直到城中火药弹石皆尽。城破后，高阳城军民又与清军展开肉搏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。

最终，76岁的孙承宗和他的18个儿子、侄子、孙子，全部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殒命，19个妇孺殉节而死。

有关孙承宗的死法，历史上说法不一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，多尔衮派恭顺侯孔尚德劝降。孙承宗破口大骂，说快杀了我。清将说，从来没听说有杀阁老的剑。孙承宗遂从容地以弓弦自缢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清将抓住了孙承宗，先是勒索钱财，孙承宗斥责说：“没听说过天朝无钱的孙阁老吗？”清兵把他几岁的小孙子领到面前，逼迫他投降，孙承宗说：“你放开他，他要向我走，我就降，他要是朝着你们手上的刀走，我就死。”他的小孙子果然脚步蹒跚地走向了屠刀。清将恼羞成怒，将孙承宗五马分尸。

孙承宗殉国6年后，明朝灭亡，清朝定都北京。

孙承宗曾经的下属鹿善继说，孙承宗“功听人分，罪听人卸，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”。一语说出了孙承宗处危局而不沉沦，在逆境中建功立业，卓尔不群的人格操守。

晚明史，让人痛恨，又忍不住想读。也许正是因为，有孙承宗这样不计个人得失、一心救国救民的英雄吧。

如此悲情的老英雄，谁人犹记？